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

 www.8455.com文学天地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1-26 20:01

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,生卒年代难以确知。据司马迁 《史记》 载盖墨翟,宋之大夫。善守御,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,或曰在其后。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,他年寿相当长,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,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。他生于鲁国,能制造车辖,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,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,时称他为贱人,他自己也不否认。至于是否作过大夫,迄今未有确证。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,据《淮南子要略》载墨子学儒者之业,受孔子之术。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,墨翟长期居鲁,曾入儒门,是有可能的。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,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,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,从而另立新说,聚徒讲学。他的大弟子禽滑□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,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,方转入墨家。墨家的著述现存《墨子》一书共53篇,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。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,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。其具体表现是,以巨子为首领,徒众的进退出处,都听命于他,不得违反。墨翟是第一代巨子,据称,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,皆可使赴火蹈刃,死不旋踵。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,是墨派显著的特点。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,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,遍布各地。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。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,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。彼此利益相反,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。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,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。儒家主张爱有差等,墨家则主张兼爱;儒家信命,墨家则非命;儒家鄙视生产劳动,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;儒家盛用繁礼,墨家则俭约节用;儒家严义利之辨,墨家则主张 义,利也;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,墨家则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。因此,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。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 兼士,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。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,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作为贤士或兼士,必须能够厚乎德行,辩乎言谈,博乎道术。在这三项品德中,德行一项居于首位,因为士虽有学,而行为本焉,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。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,有财者勉以分人,有道者劝以教人,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。关于言谈,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,立论能否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能否具有说服力,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,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,必须能言善辩,能够奔走说教,转移社会的风气。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,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,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。总的说来,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,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,长于辩论,明辨是非,又是道术渊博,有益于世的人才。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、非攻为教,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,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。禽滑□要学习战守之术,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。《备城门》以下多篇,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,有湛深的研究。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,而且是起而行。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,就反对楚王攻宋,并且派禽滑□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,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。墨翟卒后,后学继承其业。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,文化水平有所提高,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。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,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,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。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以及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等篇,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,进行研讨辩论,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,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、名学、几何学、力学、光学等等,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,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。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,《经上》指明:知:闻、说、亲。《经说上》又解释为:知:传受之,闻也;方不障,说也;身观焉,亲也。就是说,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:①亲知,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,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。②闻知,即传授得来的知识,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。 ③说知,即推论得来的知识,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。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,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,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,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,依靠推理的方法,来追求理性知识。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,作了明确的分析。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,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。他在《非命上》先提出言有三表,在《非命中》和《非命下》又提出 言有三法。二者内容基本相同。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, 有原之者,有用之者。墨翟认为,判断事 物的是非, 需要论证有据, 论据要有所本,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,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。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,必须有原之者,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,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。第三表是有用之者,于何用之?废以为刑政,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。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,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、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。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。儒墨都讲逻辑学。孔子主张正名,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;墨子主张用本、原、用 三表法,就是上考历史,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,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、百姓人民有利。对比起来,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。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,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。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,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,必须辩乎言谈,以加强说服力。因此,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,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,以维护他的论点。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,列举禹、汤、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,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,他答曰:子未察吾言之类,未明其故者也。彼非所谓攻,谓诛也。这里,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,不容混淆。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。墨翟问儒家:何故为乐?答曰:乐以为乐。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?而答以室以为室。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,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。只有答以冬避寒、夏避暑、又可以为男女之别,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。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,辩析名理,不仅运用于论辩,而且运用于教学。墨翟长于说教,除称说诗书外,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,或直称其事,或引做比喻,具体生动,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,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。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,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,能说书者说书,能从事者从事,然后义事成。又如,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,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,犹不可及,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。这些例子也说明,墨翟教学注意量力,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,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。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,使能力不同的学生,在不同的基础上,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,可能成射者成射。对教师讲,这也是因材施教。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,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。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。一方面, 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, 他的遍从人而说之,与儒家的礼闻来学,不闻往教恰成对比。一方面,在教育教学问题上,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, 击之则鸣,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小鸣,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,坚决反对。墨翟主张教师要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,不仅有问必答,并须不叩必鸣。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,墨翟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。他重视劳动,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。他主张赖其力者生,不赖其力者不生。他提倡勤劳和节俭,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,贪饮食而惰从事。他说:俭节则昌,淫佚则亡。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,在于感化。墨家门弟子之众, 成材之多,是这一学派成为显学的重要因 素。《淮南子》赞叹墨家门徒皆可使赴火蹈刃,死不旋踵,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。所谓化,即是感化,也即是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。墨翟本人粗衣粝食,胼手胝足。他的第子禽滑□师事他三年,面目黧黑,手足也生老茧,役身给使,不敢提出什么要求,这种艰苦作风,得到墨翟的嘉许。严师出高徒,禽滑□经过长期的熏陶,终成为墨家的巨擘。墨翟抑强扶弱,见义勇为,有人劝其不要自苦而为义,他却认为天下莫为义,所以自己更急于为义。身为学派之首,出处进退,以义自处,起示范带头的作用。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,大多数门弟子笃守兼爱、非攻以及赖力而生、以自苦为极的准则,极端重视言行一致,往往闻风而动,不避艰险。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点。墨家的品德教育、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,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,即重视实践和联系实际。墨翟强调言足以迁行者常之,不足以迁行者勿常,不足以迁行而常之,是荡口也。这段话的要义是言必信,行必果,言行一致,说到做到。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,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,就得不到好效果。只有以身戴行,也就是说,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,指导实践,见诸行动,才能成为兼士,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。墨家重行,重视实践,但并不是一般功利论者的观点。他们在重视功效或结果的同时,并不忽视行为的动机,而是要求把志与功统一起来考察。鲁君因选择太子而请教墨翟,他建议鲁君合其志功而观焉。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同时,要把动机与结果结合起来。墨学曾经是显学,《非儒》一篇对儒家作了严厉抨击。儒家孟轲则攻击墨翟兼爱是无父、禽兽,但孟轲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牺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,说他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。墨翟及其后学所倡导的学说和学风,在古代产生过巨大影响。但后来一则由于儒家的反对,二则由于后期墨家内部分裂,并卷入反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,信誉丧失,其学派就趋于衰落了。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、功利主义的、钻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、行必果的学习,是值得称道的。参考书目《墨子》:《修身》、《辞过》、《尚贤上、中下》、《兼爱上、中、下》、《非攻上、中、下》、《节用上、中》、《非命上、中、下》、 《非儒下》、《耕柱》、 《贵义》、 《公孟》、《鲁问》、《经上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下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。孙贻让:《墨子闲诂》,商务印书馆,上海,1936。方授楚:《墨学源流》,中华书局,上海,1937。沈有鼎:《墨经的逻辑学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北京,1980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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